杜子劲编著的部分书籍。

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工作人员合影（二排右一为杜子劲）。

核心阅读：

　　杜子劲（1897—1955），原名杜同力，出生于周口市西华县逍遥镇固东村。作为新中国首部《新华字典》和第一部《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的主要编写者之一，他在文字改革、辞书编纂、语文教育等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文字学的拓荒者”。

　　仲春时节，在西华县逍遥镇沙河北岸，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环绕着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庄——固东村。1897年，杜子劲便诞生于此，排行第五，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彼时，无人预料到这个依家族字辈“同”字取名为“杜同力”的男孩，日后竟成为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与教育实践的楷模。

　　岁月流转，在杜子劲逝世70周年之际，记者一行前往固东村探寻其足迹。

　　如今的固东村道路宽阔，房屋整齐，绿树成荫，书声琅琅。村小学西侧一座种满蔬菜的小院引人注目。院中三间历经沧桑的主房立于小院东北角，堂屋内家具陈旧，但后墙上挂着的“教育世家”金色牌匾熠熠生辉。这所房屋的主人是杜子劲的侄孙杜元化，已80多岁高龄，教书育人几十年，在村里德高望重。

　　杜元化介绍，其祖父兄弟五人，祖父杜同义排行第三，杜子劲是其五爷。因家庭条件不好，杜元化的父亲杜书林曾跟随在开封任教的杜子劲上学，深受其影响，后来也成为一名教师，曾任西华县政协副主席。“五爷学问渊博，对家人关怀备至，我们姐弟几个的名字都是他取的！”由于年代久远，杜元化对杜子劲的印象已有些模糊，回忆往事略显吃力。

　　在族人杜电臣家中，我们见到了写有杜同力名字的《杜氏家谱》，以及家谱上记载的杜子劲为修订家谱所做的工作。在与杜子劲同辈的86岁老人杜华民家中，他向记者讲述了记忆中的杜子劲，以及杜子劲的儿子杜惠林因被打成右派、由母亲陪同回家乡劳动的往事。

　　“他是个文化人，高大帅气，脾气温和，懂得体贴人……”“这一带的老年人都知道，他编过《新华字典》，是我们村的骄傲。”在杜元化儿子——西华一高教师杜军伟的引导下，杜氏族人纷纷发言，回忆自己目睹或耳闻的杜子劲事迹。热心的杜军伟还为记者提供了他从县志、网络上搜集到的有关杜子劲的材料。

　　采访归来，整理采访笔记，研读相关材料，杜子劲的形象在记者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

　　青衿之志：负笈求学为国读书

　　杜子劲早年便展露学术禀赋，1912年考入河南高等师范学校（今河南大学前身），毕业后当了几年国文教员，曾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任教。1921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师从钱玄同、黎锦熙等语言学大家。此时，鲁迅任职教育部，在北师大兼课，也是杜子劲的老师。杜子劲深受鲁迅白话文改革思想影响，开始系统探索汉字革新路径。求学期间，他不仅成绩优异，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和社团工作，经常在钱玄同、黎锦熙创办的《国语周刊》编辑部帮忙，以“杜同力”“同力”之名在《东方杂志》《学生杂志》《语丝》《歌谣周刊》《国语月刊》《国语周刊》等刊物发表文章20多篇。这段经历使他对语言文字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为他的学术道路奠定坚实基础。

　　当时，钱玄同大力倡导汉字改革，认为繁体字笔画繁多，书写费时，是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障碍，主张通过拼音文字辅助汉字简化。杜子劲对此深表认同，开始思考文字改革对于国家教育普及和文化发展的意义。他逐渐认识到，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传播和思想启蒙的重要载体，决心投身语言文字改革事业，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作为五四运动参与者，杜子劲认为思想革新与平民教育是实现国家振兴的核心路径，而语言文字改革则是基础工程。为此，他撰写《我底批改国语作文底方法》等系列文章，倡导推行文字横行书写方式，构建“国语语学”体系，并推动官方文书向白话文转型。

　　杏坛耕耘：培育英才铸造师魂

　　1925年从北师大毕业后，杜子劲先后在河南省立开封第一师范、开封女子师范任国文教员，执教20多年。

　　在教学过程中，他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深受学生喜爱。他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启发学生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他对待学生既严格又宽厚，上课时，要求学生保持安静，若有人扰乱课堂秩序，他便停止讲课，正色道“等你们讲完我再讲”，或者平静地说“不愿听课的同学可以离开，不记缺席”。考试时，他不出偏僻题目，且保证学生及格。因此，学生既尊重他又喜爱他，除了学习，也乐于向他倾诉思想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苦闷。

　　他的学生曾回忆说：“我们在开封女子师范读书时，有位杜子劲老师（全国有名的研究语言的学者）为了训练、培养我们的语言能力，曾教我们一首他自编的《四声歌》：‘你是王老八，一毛也不拔，抓起土一把，不让你称霸。八、拔、把、霸，这是什么话。’读后，觉得对‘四声’的掌握很有帮助，幼儿读读，也很有趣。”杜子劲这种生动有趣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印象深刻，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语言表达能力。

　　杜子劲在教育工作中关心爱护学生，注重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不仅在课堂上传授知识，还鼓励他们追求进步和真理。他的学生李蕤回忆说：“杜先生为人正直，疾恶如仇，为人师表，在讲授白话文时，活泼生动，有自己的创造。他的国文教学，从选材到教法，都围绕着一个崇高的目的：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和审美能力。”

　　教学之余，杜子劲还致力于学术研究，编写《四声易通》等著作，对汉语语音学和声韵学进行深入探讨，为当时的国文教学提供有益参考。他的学生张道生曾回忆说：“杜子劲老师编著有《四声易通》，为语文教学和声韵研讨提出简明途径。”

　　杜子劲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和社会运动。他关注民间俗话、谚语，认为这些民间语言是语言研究的重要资源，也是了解民众思想和文化的重要窗口。他发表《关于谚语的报告和说明》等文章，呼吁关注民间语言文化，推动语言研究的大众化和实用化。他倡导文艺大众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人民的心声，从而启发民智、推动社会进步。

　　杜子劲还积极参与进步活动，掩护和营救革命志士。1928年，国民党当局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嫌疑分子”，杜子劲与林伯襄、王拱璧、吴信予等河南教育名流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他以组织“吵闹社”为名，把大量进步书籍借给学生阅读，传播进步思想。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华北危在旦夕，而国民党政府却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镇压爱国人士，封锁爱国言论。在河南省立开封第一师范，一些学生读进步书籍的自由被剥夺，通信自由受到限制，苦闷极了，便暗中组织读书会，用“中国话拉丁化”写法，与校外的进步团体联系。一次，学生赵剑岐采用“新文字”（即汉语拼音方案前身）和校外友人通信，被学校发现，书信被送到训育科检查。教员们打开书信一看，面面相觑，看不懂，以为是洋文。杜子劲早就熟悉拉丁拼音，一看便一目了然。但他默默不言，保护赵剑岐过关。事后，他把赵剑岐叫到办公室，叮嘱她说：“你们青年爱国，有志气，是很好的，可是，一定要小心。”

　　1936年，杜子劲参与《大公报》“中国的一日”征文，以《开封一瞥》记录当年5月21日的古城图景。他穿梭于博物馆、图书馆、书店街等场所，目睹市场萧条、民生凋敝：博物馆门可罗雀，图书馆鲜有访客，商业街破败冷清，民众神情疲惫。杜子劲以观察者视角，捕捉开封衰落的时代切片，字里行间流露叹惋之情。该文被茅盾收入《中国的一日》一书，成为研究民国时期开封的珍贵史料。

　　“由于思想进步，经常与进步人士嵇文甫、王毅斋交往，并关怀进步青年成长，开封刚解放，他的学生吴芝圃（当时的河南省省长）就到开封女师拜访他，请他为《中州日报》写评论文章。”（《西华县志》1961版）

　　横竖之间：执笔力破千年字茧

　　受钱玄同影响，杜子劲积极倡行汉字改革。从1928年到1948年，他在《大公报》《中国时报》《国语旬刊》等报刊上发表70多篇文章，代表作有《中国新文字问题》（1928）《论横行排印的便利》（1933）《简体字年谱》（1936）《河南俗语录》（1937）《鲁迅先生的野草》（1943）等。其中《中国新文字问题》（1928）引发广泛讨论，被学界视为早期文字改革的重要理论探索，充分展现了他在文字改革方面的深刻思考和积极探索。

　　他在该文中深刻分析中国文字在教育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文字是教育上的大问题”，也是“在教育上唯一的障碍”。他强调，文字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将严重影响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他在《论横行排印的便利》一文中总结横行排印的十种优点，强烈呼吁出版界尽快采用这种新的排版方式，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直接推动1955年《人民日报》率先采用横排印刷。

　　杜子劲积极参与文字改革的实践活动。1930年2月，他被聘为河南省注音符号推行委员会委员，参与拟定《推行注音符号方案》，在开封举办6期传习班，培训学员3000余人，并负责创办传习所、编印书报、督促检查等事宜。同年暑假，他与几个热心新文字运动的好友一起成立“国语罗马字促进会”，开办暑期讲习班，推广国语罗马字。他参加学生婚礼时，用国语罗马字在结婚纪念册上题词。这些实践活动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推动了文字改革运动在河南乃至全国的开展。

　　从1930年开始，他致力于“文改”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友人李中昊整理1926年以前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他对1926年到1930年的“文改”进行总结，将收集到的80篇文章辑录为《中国新文字月谱》；又选取其中的24篇，加上附录5篇和他新创作的《最近五年来的中国新文字问题》一文，共计30篇，编辑成单行本《新文字评论》。特别是他对这五年中国人对于文字问题讨论的三个高潮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为研究中国文字改革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杜子劲先后编辑《1949年中国文字改革论文集》（1950）与《1950年中国语文问题论文辑要》（1952）。这些资料集是记录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重要文献和研究成果，为“文改”历史研究和“文改”事业发展留下珍贵资料。他还编著《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年表——中国文字改革六十年大事记》，搜集各个时期的重要文章、文件、著作、讲话、会议、刊物、主要改革方案及重要活动等，对过去的“文改”史实做总结，于1952年在《语文知识》上连载，为后续研究提供丰富资料和可靠线索。

　　1951年，杜子劲担任《光明日报·新语文》周刊编委，在该刊物上发表多篇重要文章。在该刊创刊号上，他发表《新语文运动的性质跟目前的任务》，明确提出语文改革的两阶段论：前40年为资产阶级主导的旧语文运动，后20年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语文运动。他主张通过“文章口语化、建立口语语法、调查方言、研究词类连写”等具体措施，为新文字改革铺路。

　　此后，他先后在《语文教学》《光明日报》《语文知识》《中国语文》等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汉字的排列方式必须简化》（1954）《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1954）《汉字在书写上的缺点》（1954）等。这些是杜子劲一生从事“文改”工作的总结和思想精华，也是其晚年关于中国语文及教育理念的代表作。

　　字海领航：编纂典章泽被后世

　　1949年8月，杜子劲奉调进京，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国文组编辑。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改任出版总署编审局第一处编辑。在叶圣陶和宋云彬领导下，他与朱文叔、蒋仲仁、王泗原、张中行等共同编写《初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并具体负责第三册的编写。杜子劲在编写过程中，注重选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力求使教材既能传承优秀文化遗产，又能反映时代精神，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这是我国最早使用“语文”字样的教科书，正如他们在该书“编辑大意”中所言：“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这标志着我国语文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教材确立的“听说读写四位一体”教学模式影响至今。

　　1950年8月1日，叶圣陶、魏建功创建新华辞书社，杜子劲成为辞书社最早加入者之一。他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和资料组组长，与萧家霖、孔凡均、张克强等共同编写《常用字汇》（1953），并完成音序版、部首版《新华字典》（1953、1954）的编纂工作。在编纂《新华字典》时，他提出三大原则：“音序为主，兼顾形义”的编排体系；“白话释义，例句鲜活”的编写标准；“古今贯通，雅俗共赏”的选词方针。

　　在那个时代，资料匮乏、技术落后，而字典的编纂又需要极高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杜子劲不辞辛苦，带领团队夜以继日，从海量的文献资料中搜集、筛选、整理词条，每一个词条都经过反复推敲、论证，确保无误。他充分发挥自己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功底深厚的优势，注重字形、字音、字义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对每一个字的释义和例句都反复推敲，确保字典的科学性、权威性。

　　《新华字典》是我国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1953年一经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就好评如潮，首版即发行500万册，创下工具书出版纪录，成为学习汉语的重要工具书。杜子劲撰写文章《介绍〈新华字典〉》（1955），发表在《人民教育》杂志上，成为全面深入介绍这部字典的力作。他说：“这部字典是一部切合实际需要的字典。不但字形、字音处理很周详，重要的是编者从语言实际情况出发，在义类的分析、单字跟复合词的安排、语法词的说明这三方面，创造出一些从来没有过的新体例。它可以使读者借以获得对语词的正确理解，对读者在书面上和口头上的语文运用有很大的帮助。”

　　士人风骨：文脉薪火赓续永传

　　当时杜子劲被誉为“朱自清式的典范”，这主要源于他在个人品质、学术追求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展现出的高尚风范和卓越精神风貌，这些与朱自清的精神特质高度契合。

　　他在河南省立开封第一师范等学校教书时，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和嵇文甫、郭镂冰等都是极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他不仅为人师表，在讲授白话文的方法上，也有自己的创造。“他在开封省立女师十几年，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女青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在他的熏陶下，许多女学生奔赴革命斗争前线，成为社会栋梁。他不攀高结贵，不拉帮结派，不阿谀奉承，不哗众取宠……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李蕤《怀念杜子劲先生》）

　　在个人品质上，杜子劲坚守原则，不随波逐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始终秉持着对学术的热爱和对真理的追求，不为外界的干扰所动摇。在国民党推行法西斯教育的年代，教育界被闹得乌烟瘴气，CC派和黄埔派分别在学校发展小组织，气焰十分嚣张，一时到了“不归杨则归墨”的地步。不少老师为了糊口，明明对他们十分厌恶，也只好违心地表态参加。杜子劲却宁肯失业，也不参加这些小组织。他鄙夷地说：“即使饿死，也不替他们当猪仔。”他的自爱自重、守身如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铮铮铁骨，在那个时代是一剂警人济世的良药。

　　杜子劲同情革命者，经常利用其名师身份，传授进步思想，掩护和营救革命志士。“我们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通过这些活动接触到很多进步老师和学生。比如国文老师杜子劲，他是鲁迅的学生，他多次对我讲，你应该到上海去，那里进步作家很多，对你的进步有很大帮助。”（齐欣《一个高风亮节的人》）

　　在社会责任上，杜子劲忠于教育事业，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教师的生活贫困到极点，许多人耐不住清贫，或钻营奔竞做官，或丢下教鞭改行从事烟酒专卖之类的工作，或把微薄的工资作为“资本”，投机钻营追逐一点蝇头小利。杜子劲对这些毫不理睬，布衣蔬食，安贫乐道，坚守岗位。除了教书以外，他还深耕史料研究，编撰的《大战条痕》由前锋报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系统梳理部分关键战役的始末，通过翔实的史料和战场分析，为后人研究军事史及抗战历程提供珍贵的文献参考。

　　杜子劲对老师怀有深厚的敬仰之情。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他不顾当局禁令，与嵇文甫、于佑虞等开封文艺界进步人士顶住压力，组织千人追悼会，散发《鲁迅逝世纪念专刊》小册子。在追悼会上，他用沉重迟缓的语调说：“现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已经架到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脖子上，要我们世世代代跪在他们的脚下做奴隶……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抗战到底，死中求生。如果这时候还有人说‘我应该跪在前排，你应该跪在后排，我穿的是黄衣服，你穿的是紫衣服，和你势不两立’，那就是千古的罪人了。”他的讽刺矛头显然是对着国民党顽固派的。在那个时候、那种环境中，他敢于这样讲，让许多人替他捏一把汗。后来，这篇悼词“真正的知识分子，当如鲁迅般做民族的脊梁”，被《申报》全文转载。杜子劲这种“铁骨铮铮”的气节，恰如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风骨，彰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

　　1955年5月21日，杜子劲因病逝世，年仅58岁。当日，叶圣陶在日记中记载：“杜子劲以肝病逝世，闻之怅怅。杜君以四九年来京共事，后入辞书编辑室。卧病约两月，竟尔不起。”

　　杜子劲在其未完成的《汉字简化史》手稿中写道：“文字改革，当以利国利民为旨归。”这句箴言，既是他学术生涯的总结，更是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今天，当我们使用简化字阅读《新华字典》时，或在课堂上朗读一篇白话散文时，不应忘记这位以笔为犁、耕耘文化沃土的周口之子。（□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