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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驹爱绘画，尤其爱画梅兰竹菊。画家刘海粟先生称张伯驹是“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张伯驹的画也被称为“文人画”。啥叫文人画呢？南齐谢赫在《画品》中提出“绘画六法”，其中有一种方法是“应物象形”。南朝范缜在《神灭论》中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都是说画家要“以形写神”，从而达到“形神兼备”的目的。

　　文人画则不尽然，文人画是舍形而取神。这里的神，就是指物体的内在精神。东晋画家顾恺之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指眼睛。画家通过对眼睛的精心刻画，将人物的内心情感，从眼神中表达出来，这就叫传神。画家齐白石先生曾画过一幅名为《挠耳》的画。画中一男子盘腿而坐，手持一挖耳勺，聚精会神地掏耳屑。为了突出主题，齐老将人物的身长比例都舍弃了，突出表现了人物的面部表情。这就是舍形而取神，也正是文人画的特点。

　　文人画大多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画家借助笔墨，运用腕力和指力，将内心情感倾注于所表现的物象上（指所画物体的具体形象），使物象有了精神，精神奕奕、神采飞扬。当然，文人画更要具备文人气质和文人风骨。

　　张伯驹爱画梅。梅花耐寒傲雪，色香俱佳，艳而不妖，香而清韵，姿态苍雅清秀，自古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张伯驹为人谦虚谨慎，没有傲气，但有傲骨，敢于傲视一切邪恶势力。在他经历被绑架的危险时，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嘱咐夫人潘素：“宁死魔窟，决不变卖古代书画赎身！”这种大义凛然、豪气贯空、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浩然正气，不正像冰心铁骨、不畏严寒的梅花吗！

　　张伯驹的画，多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张伯驹于役长春之时，饱受打击，那时所画之梅，多是一枝斜插，数点寒梅，凄清冷落，憔悴堪怜，正是他以梅写人、自叹自怜的表现。1971年之后，张伯驹有了工作，添了户口，生活有了保障。他与夫人潘素及友人，填词作画，娱度晚年，心情愉快，其乐融融。这时，张伯驹笔下的梅花，则是另一番意境。张伯驹82岁时画的那幅红梅，从画面左侧出枝，枝上梅花数朵，疏密相宜，风雅有致。右上角用鸟羽体题诗：“傲骨撑持冻雪中，忍寒珍重待东风。百花头上春先到，又见南枝数点红。”正是其历经磨难、回归正常生活后的心理写照。

　　张伯驹画梅很少画老树虬枝，仅以梅枝和花朵的疏密聚散，来表现本人的思想（内心世界）变化。加之鸟羽体的题字，使画面更加美观。

　　再看张伯驹83岁时所画的一幅红梅，画面较大，梅枝长短不一、疏密有致、穿插自然，笔墨浓淡相宜，画面的空间关系安排到位，花朵疏密聚散、错落有致，用色富有变化。梅枝上的点苔更见功力，且富有节奏感，增添了画面的韵律美。此画给人以生机勃勃、喜气洋洋之感。张伯驹画这幅画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正是万物复苏，大地皆春。此画画出了张伯驹安度晚年的喜悦心情。这幅梅花，应是他作品中最为舒展、最具喜气的一幅画。这一时期，也是张伯驹于役长春归京后，心情最为舒畅的时期。

　　张伯驹历经社会变迁，饱尝人生甘苦，经历大起大落，不改士人风骨。他将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国宝，赠给国家，却换来一顶“右派”帽子。当陈毅副总理关心张伯驹问起此事时，他回答说：“我老老实实地说，此事太出我意料，受些教育未尝不可，但总不能那样超脱，做到无动于衷。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告诫自己：国家太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在所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祖国真正富强起来！”

　　一个受了冤枉打击的人，却在为别人解释，还念念不忘祖国富强，这正是张伯驹崇高爱国精神的真实写照，也表现出他独有的士人风骨。

　　张伯驹爱党爱国，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

　　1980年4月，张伯驹与叶浅予等16位画家，共同签署了《敬致台湾书画家》。该信函由秦岭云执笔，全信文：今天是元宵节，我们在北京中山堂相聚，触景生情，佳节思亲，回想起往年在一起研究祖国书画艺术，何其乐。经大家一致同意，特请各位同道光临首都重叙旧好，便中举行各位的作品展览，共同推动、发展祖国艺术事业！盼复。（原载《美术》杂志1980年第4期）

　　1982年元宵节，民革和中山书画社举办集会，张伯驹对没有台湾代表参加深感惋惜，即席填词一首，表示对祖国统一的渴望。恰好集会邀请的有刚从美国回来探亲、访问的黄花岗烈士方声洞的胞妹，著名画家方君璧女士。他们同席吟诗作画，又由王莲芬书写了张伯驹的这首词，当场送给了方君璧女士，带去国外。对此，张伯驹非常欣慰。其词曰：“玉镜高悬照大千，今宵始见一年圆，银花火树夜喧阗；隔海河山同皎洁，阋墙兄弟早团圆，升平歌舞咏群仙。”（原载《人民日报》1982年4月6日）

　　由此可见，张伯驹殷切盼望祖国统一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

　　1978年，张伯驹偕夫人潘素与白石弟子许麟庐合作《幽谷空山图》。张伯驹题诗：“兰清石瘦梅寒，春风吹到人间。各抱孤芳自赏，不分幽谷空山。”款：麟庐写兰，潘素写石，伯驹写梅。张伯驹题，时年八十又一。印：丛碧八十后印（朱文）、伯驹长寿（白文）、京兆（朱文）、佛（肖形印）、许氏麟庐（白文）、慧素（朱文）。

　　1979年，为丰富吉林省博物馆馆藏，张伯驹特画梅一幅，并题诗：“三尺空山冻雪埋，撑持傲骨待春来。东风吹上胭脂面，又向百花头上开。”款：中州张伯驹写红梅并题，时年八十又二。印：京兆（朱文）、伯驹长寿（白文）、丛碧八十后印（朱文）。画成，连他所画的兰花及四幅用鸟羽体所写的对联，一并赠给了吉林省博物馆。张伯驹这种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及文人气质、文人风骨，构成了其绘画艺术的内在精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刘海粟先生对张伯驹的书画有非常精到的评价，他说：“张伯驹爱画梅兰竹菊。再用鸟羽体写上自己的诗词，别具一番风韵。”“用笔如春蚕吐丝，笔笔中锋，夺人视线，温婉持重，飘逸酣畅，兼而有之，无浮躁藻饰之气。目前书坛，无人继之。”“丛碧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这样的评价多么恰当。（杨箴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