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上海云集着一批名人雅士，一次聚会后传出了四公子的雅称。四公子即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寒云），虽家庭显赫，但志做名士，决不登官场；张伯驹（丛碧），贵胄出身，才艺超群；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少年统帅，沙场驰名；清宗室镇国将军溥侗，号红豆馆主。四公子之说盛传于上海，继而传入北京，而四公子中的张伯驹和袁克文是咱周口项城人。

　　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1898年生于项城老城乡阎楼村，因伯父张镇芳膝下无子，被过继给张镇芳。

　　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清光绪年间进士，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湖南提法使等职，是满清最后一位直隶总督。清末，中国政局十分动荡，原本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受到排挤，被迫退隐安阳。袁世凯失意之初，张镇芳资助他30万两银子，并担保照顾他的家属，两个人的交情更深一步。1911年，袁世凯重新得势，掌控国家大权，张镇芳被委以重任，署理直隶总督。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后，张镇芳又被任命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掌握河南军政大权。后来，张镇芳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盐业银行。

　　在这样的家境中长大，家人希望张伯驹走仕途或者经商，但张伯驹却偏偏酷爱书画。由于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古文观止》张伯驹可以倒背如流，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了两遍，唐诗宋词，能脱口而出的就有一两千首。从30岁起，张伯驹开始迷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

　　1927年夏季的一天，张伯驹徜徉于北京琉璃厂古玩画铺，收藏了他的第一件文物珍品——康熙皇帝御笔“丛碧山房”横幅。当时，这幅墨宝挂在墙上已有一段时日，但无人问津。因为传世的康熙御笔行家都很熟悉，笔墨沉着厚实，气势开阔，拙而不滞，豪气逼人，充满阳刚之美。而眼前的这幅却是飘逸秀丽，一反以往的风格，但张伯驹却认定了这是真迹。他认为，一个人兴致所致，也许会变更字体，但其中神韵却不会变，这就需要行家认真辨别。张伯驹仔细查看了落款和印章，心中有了十足把握，就把这个横幅买了下来。从此，他起字“丛碧”，自命宅院为“丛碧山房”。

　　张伯驹收藏书画不为赚钱，完全是出于兴趣爱好。1924年，溥仪逃往长春时带走历代书画珍品1200余件，宫中其他人也把一些字画据为己有，张伯驹就派人四处收买，买到了被尊为“中华第一帖”的《平复帖》等书画珍品。

　　张伯驹散尽家财，不让国宝《游春图》流失海外的举动，至今仍被传为佳话。《游春图》是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画上有宋徽宗赵佶题的“展子虔游春图”6个字，画面以青山绿水为主体，生动描绘了众多人物游春的情景，被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一幅画卷，被称为“国宝中的国宝”。

　　1946年初，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了解到，《游春图》在北京古玩商马霁川手中，马霁川开价800两黄金。为了不让国宝流失海外，张伯驹向故宫博物院建议，由故宫博物院买下，但是故宫博物院无力购买。

　　心急如焚的张伯驹奔走告知各家古玩商，《游春图》是国宝，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见《游春图》转手洋人很困难，经多次沟通，马霁川同意降价让于张伯驹。

　　张伯驹和妻子把居住多年的一座宅院卖掉才凑够了买画的200两黄金，彼时，他们已倾家荡产，居无定所。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张群知道此事后，捎信给张伯驹，愿以500两黄金求张伯驹割爱《游春图》，但张伯驹复函：“张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1952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把《游春图》以购时原价让与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后半生颇为坎坷。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书法研究社副主席、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国有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6年，张伯驹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贴》、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及黄庭坚《草书》等8幅书法孤品，无偿捐给国家。这8件作品件件都是宋元以前的书画，至今仍是故宫博物院最顶尖的国宝。

　　《平复帖》是西晋大文人陆机手书真迹，距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比王羲之的手迹还要早七八十年，不仅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纸本法书，还是汉隶到草书过渡阶段的佳作，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让张伯驹想不到的是，第二年他却被打成右派。张伯驹的后人张柱堂说，这与康生有关。当时，在中央主抓意识形态的康生也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一天，康生造访张家，说自己也爱好收藏，提出想看看张伯驹的藏品，开开眼界。张伯驹拿出12幅藏品，康生看后赞不绝口。康生借口其妻也喜欢古字画，问能否拿回去借看3天。张伯驹同意，但是直到半年后，康生也没有归还。

　　后来，陈毅约张伯驹下棋时知道了此事，便在向周总理汇报工作之余谈及此事。周总理让邓颖超去康家，向康生夫人婉转谈起此事。当晚，康生就派人将古字画送回。

　　1957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吉林，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伯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了8个月后又被勒令退职，发配吉林舒兰插队落户。舒兰县不愿接收两个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张伯驹夫妇无奈回了北京。

　　1972年陈毅逝世后，和陈毅交情颇深的张伯驹写的72字挽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月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在毛主席的过问下，经周总理亲自办理，张伯驹才正式落户北京，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

　　对于张伯驹，后人评价很高。张伯驹一生留下了20余部诗集，启功称他为“天下第一收藏家”，他飘逸酣畅的鸟羽书体与绘画并称双璧，至今无人超越。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先后将118幅古代书画珍品捐献给国家。如今，《平复帖》和《游春图》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张伯驹不但是一位爱国人士，还是我国近现代集收藏家、书法家、诗词家、戏剧家为一身的奇才，被誉为艺苑宗师。过40岁生日时，为了庆寿并为河南旱灾筹集捐款，张伯驹出演京剧《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并请来京城京剧名流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先演配角，这场演出惊动了全国，很多戏迷专程从南京、上海赶来观看，成一时盛事。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走完了他84年的传奇人生。在追悼会上，叶剑英、邓颖超、王震、谷牧等人送去了花圈，赵朴初、夏衍、刘海粟等200多位文化界名人送来了挽联。“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重道义、重友谊，冰雪肝胆赍志念一统，豪气万古凌霄。”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宋振庭送的这副挽联，是对张伯驹一生的客观评价。

　　1998年是张伯驹诞辰100周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了《丛碧堂张氏鉴藏捐献法书名画册》，以资纪念。2008年2月28日，故宫博物院、中央文史馆联合主办了张伯驹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原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原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吕济民，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等知名人士出席了座谈会。大家对张伯驹先生的爱国精神及其在诗词、书画艺术、文物收藏、戏曲音乐等领域的独特建树和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国画大师刘海粟评价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伯老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去世后，夫人潘素很想为丈夫建一个纪念馆。张伯驹的童年是在项城度过的，他对家乡念念不忘，一生所撰诗、文、书、画的落款用的都是“中州张伯驹”。他曾为家乡撰写一副对联：“地属魏吴分两翼，乡因舜羽号重瞳。”项城古属“魏、吴”，后分“两楚”。项城号为“重瞳之乡” ，因舜、项羽都是双瞳之人，又云“帝王之乡” 。

　　1987年10月，潘素带着女儿张传彩回到项城，与当地政府协商建纪念馆事宜。可惜的是，直到1992年潘素去世，建张伯驹纪念馆一事仍未落实。此后，身为北京某小学教师的张传彩为完成母亲遗愿，继续奔波。

　　现为国际中国书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书画研究院副院长、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对外友协艺术创作院副院长、新疆文化艺术研究会书画院长、国家一级书画师的张柱堂是张伯驹的嫡孙，近些年为了宣传张伯驹，筹建张伯驹纪念馆，他四处奔走，不辞辛苦。2001年，在启功、欧阳中石、史树青、孙轶青等书画家泰斗的帮助下，张柱堂在北京成立了张伯驹文化艺术研究会筹委会。

　　在张柱堂的多方奔走下，2005年7月17日，项城市有关部门决定筹建张伯驹纪念馆。当时的市长办公会议纪要中提到：项城是张伯驹先生的故乡，为这样一位誉满中外的杰出人士修建纪念馆，是家乡人民对他的最好纪念，同时，也是提升项城城市品位和文化底蕴的一项必要举措。

　　2008年，张柱堂到北京看望北京大学杨辛教授。一见面，杨辛就对他说：“你爷爷捐献的《游春图》这次立了大功。”原来，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存疑。他们的依据是，西方油画比中国画早几百年。后来，北京故宫博物院把《游春图》拿了出来，经鉴定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比西方油画还早几百年。

　　2009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社科院刘庆柱等12位科学文化界委员，提交了一份提案。提案中说，张伯驹先生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名人。在国难当头时，张伯驹为了避免国宝流失，不惜倾家荡产；“西安事变”中，他敦促张学良将军逼蒋联共抗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伯驹先生积极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和平解放北平之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伯驹先生没有将价值连城的118件国宝留给子女，而是无偿捐献给了国家。提案建议，在张伯驹的故乡河南省项城市修建一座纪念馆或艺术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张柱堂认为，张伯驹是一位享誉中外的文化名人，也是一位爱国人士，是家乡的一张文化名片，是周口乃至河南一笔不可复制的独特的人文财富。在他家乡建纪念馆，不但可以弘扬和传播张伯驹文化，也可以提升城市内涵和气质。□王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