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收藏的铜墨盒。
现在的微信朋友圈晒着每个人的生活,其中不乏琴棋书画,热闹缤纷的网络,已然是一场当下潮人和传统文化的对话。我也来凑凑热闹,晒点书房之物铜墨盒,沾沾文化气,赶趟国潮。
我手中所存的这三件墨盒,皆为椭圆形盖制铜器,都残存墨迹,且是在咱们周口曾经使用的老器物。第一件墨盒盖,尺寸长5.5厘米、宽4.3厘米、高0.6厘米,镌刻“周口至公街聚盛源自造 老店白铜墨盒发□多快”;第二件墨盒盖,尺寸长7.4厘米、宽5.5厘米、高0.8厘米,镌刻“周口市北岸至公街 劳动生产 学习模范”;第三件墨盒盒体和盖齐全,尺寸长7.3厘米、宽5.5厘米、高2.2厘米,盖上镌刻“劳资两利”字,周边加线条、五角星、梅花装饰,盒体镌刻“周口朱顺兴”。
大家都很熟悉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但是铜墨盒鲜有见到,既然是老物件,那么这类铜墨盒从历史角度看,出现在何时?与周口有什么渊源?
我查了一些考古界的资料,学界普遍认为鲁班发明的木工墨斗为墨盒发展的雏形。《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屈原的《离骚》说:“循绳墨而不颇。”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写有:“如绳木所用墨斗也。”从这三句话可以看出,春秋时期虽未出现墨盒,但墨盒的雏形墨斗已出现,沿用到宋。1986年第4期《文物》《南京明代吴祯墓葬发掘简报》记录该墓室石壁龛出土一件铜墨盒“外加木盒,长10.2厘米,宽9.8厘米,高5厘米,盒中残存吸过墨汁的干丝棉”,可见铜墨盒在明代已有。清末学者震钧著的《天咫偶闻》,是清时期北京风土掌故杂记,书中写有:“墨盒盛行,端砚日贱,宋代旧坑,不逾十金,贾人也绝不识,士大夫案头,墨盒之外,砚台寥寥。”这时的墨盒,是文人雅士的追捧之物。
沿着《天咫偶闻》的线索,自然要去看看咱们拥有“中国文房四宝第一街”的北京琉璃厂。1865年(清同治四年),江南谢崧岱进京赶考时为劣质墨锭耽误,誓欲发明出无须研磨之墨,最终在北京琉璃厂获得成功,名曰“墨汁”。谢崧岱墨店就是现在依然知名的“一得阁”,店名取自谢崧岱所书对联“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的上下首字。同时期,秀才陈寅生,擅篆刻,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万礼斋墨盒店。他镌刻技术精熟,用刀如笔,在铜墨盒上刻诗词书画,平添高雅之气。当时,铜墨盒有白铜、黄铜、紫铜三种,以黄铜居多,内放棉丝用于吸存墨汁,兼具砚和墨的功能,携带方便,由此流传开来。到了民国时期,白铜墨盒渐多,尺寸外观也更精小。现在,在琉璃厂已经看不到铜墨盒了,但在潘家园和全国各地的文玩市场偶有看到,尤以镌刻精美的墨盒价高。
多年前,刚收集到铜墨盒的时候,我有几个疑问,咱们周口不产铜,为何会有铜器?这和周口曾经的打铜街有没有关系?墨盒上刻写的至公街又在哪里?
于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周口文史资料中找到了一些记录:“清末(约1860年),周口的打铜、打铁业店铺捐款,在河北关帝庙东侧营建一座老君庙,庙院内建大殿三间,设太上老君像。”因太上老君李耳为道家始祖,他炼丹有术,冶炼铜铁与炼丹相似,故打铜、打铁业皆以祖师敬之。
过去,很多人喜欢用这种传热快、耐用兼“保值”的铜器。使用铜器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富裕人家大多有几件铜器傍身,铜器越多越能彰显家族的富庶。手工制成的铜器种类繁多,包括铜盘子、铜壶、铜火锅、铜酒杯,以及碗筷、蚊帐钩等日用品,还有锣、钹等乐器和香炉、佛像等供器。在婚庆嫁娶中,人们也会用铜盆、铜锅作为嫁妆,取“同偕到老”之意。上世纪80年代以前,塑料暖水袋还没有普及,冬天谁家有个铜暖水壶,能放被子里暖脚,是件很幸福的事。传统的铜火锅现在依然时兴,人们在数九寒天吃上一口铜火锅涮的牛羊肉,那叫一个得发。2000年前后,周口摄影家刘亚欣拍摄出版《周口三十六行》专题系列作品,其中就有打铜行当。周口摄影家刘传生拍摄留存的也有带打铜街路牌的作品。
为了进一步了解打铜历史,我在旅行的时候做了一些类比寻访。清中后期到民国初期,铜器制造业十分鼎盛,全国出现了众多以打铜出名的街道。去重庆旅行,我在小什字和东水码头之间找到了打铜街,这条街周围有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旧址,曾被誉为“抗战时期中国的华尔街”。记录着我军旅生涯的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源地,也是我喜欢的城市,在这里的光复中路、文昌北路、恩宁路等老街道,至今还能看到经营百年的铜器铺。我每次回广州,都会到老街道走走,感受南粤风情。我还去过武汉的打铜街,这条街距离汉正街不远,梅兰芳的“虎音锣”就出自这里,但现在已经没有铜器店铺。另外,还有漳州打铜街、芜湖打铜巷、济宁打铜街,也是只存街道名,而无铜器店铺。但是,在距离咱们不远的亳州,让我有了小小的惊喜。2015年,我在亳州白布大街打铜巷的铜器店和店里的老人家聊天,老人家说他家祖上曾在周口学过打铜。
通过在这些城市的寻访,我发现了一个共性,即,清时期,这几个地方都是重镇名城、交通枢纽,水运便利、商贸繁荣,物资交流通畅、行业品类众多。还有一点就是都有水,打铜技艺主要包括选料、熔化、裁剪、煅火、锻打、修饰抛光几个制造步骤,过程中需要水源,这几个地方都有河流,水资源丰富,利于打铜加工。1958年,铜作为一种战略物资,被统一收归国有,以打铜为生的手工艺人纷纷转行。自此,打铜业式微,与此同时,新机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和普及,加快了手工锤打的铜行业退出历史舞台。这几个地方的打铜街也就渐渐隐于市了。
清楚了打铜历史,再来找寻周口打铜街和至公街的位置。
至公,意思是最公正、极公正。《管子·形势解》:“风雨至公而无私,所行无常乡。”1933年《淮阳县志》的周家口地图显示有至公街,没有打铜街。上世纪90年代的周口市区图,显示有打铜街,与民国地图中的至公街位置一致。在现在的周口市区地图上,已经没有这两个街道的名称。
2004年,周口市川汇区地名办公室编撰的《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地名志》记录有:“打铜街,东至中州北路,西至原区人大常委会大楼后,长200米,宽2米,柏油路面,属德化街居委会。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淮阳县志》载:原称至公街。1956年前,居民多以打铜器为业,故称打铜巷,又叫打铜街。所加工的铜器精细耐用,远近闻名,畅销海内外,不仅实用,且有艺术收藏价值,后打铜业衰萎,匠人多数转业,1966年更名图强街。1982年复名打铜街。”
虽然“原区人大常委会大楼”没了,但是“中州北路”还在,至公街的位置现在是住宅小区。走到这里看看,旧屋老街不复在,斑斓新宇窗灯闪现,睹物浮想,不过短短几十年。
明确了街道位置,就为老物件确定了制作产地和时间范围,同时,第二件和第三件铜墨盒上的文字,也表明了该时间区间的社会背景。
第二件铜墨盒上有“劳动生产 学习模范”,我猜这是一件奖励先进分子的奖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革命热情高涨,各行各业恢复生产,人们踊跃参加劳动生产和学习,积极投身建设新家园。这八个字恰恰就是这段历史的印证。
第三件铜墨盒上的“劳资两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的缩影。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劳资两利”指在处理劳资关系的过程中,既要维护劳动者的应得权益,又要承认资方在经营过程中依据其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剩余价值的正当性。
铜墨盒上镌刻的“周口朱顺兴”,我猜测是人名,因为朱姓是周口本地大姓,在周口几个老街道居住的朱姓人家颇多,可惜难以查询到此人的信息了。
这三件残存着墨迹的方寸铜墨盒,让我连接起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时间轨迹,解析出人、物、街道、国事共同熔铸的近百年故事。铜墨盒历经岁月涤荡仍散发着金属光泽,饱含着周口邻里市井的温情,在岁月长河中诉说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老周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