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腊月，村庄的上空不时传来“砰——啪——”的零星鞭炮声，催着年的脚步，一步步向我们走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虽显匮乏，年味却浓得化不开。办年货是腊月里豫东地区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而年会便是这场年货盛宴的核心舞台，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盼与憧憬，也串起了一家人的温情与欢喜。

　　赶会，有的地方也唤作赶集。我们乡里的会在公社驻地湾赵村，恰是东西向的311国道与南北乡道交错的十字路口，路通四方，往来便易。听老辈人讲，这集市是设公社后，将李集、韭园两处的会并到一处来的，农历每月逢二、五、八开集，一个月能赶九个会。街上立着供销社的百货门市部、食品门市部、土产日杂门市部，还有新华书店挨在一旁，平日里便透着热闹，逢会时更是烟火漫街。借着这般便利的交通，这会的光景越闹越盛，辐射至周边十余里地，成了东边城郊公社、南边柴岗公社、西边鄢陵县、北边曹里公社的乡亲挎篮挑担、赶会赶集的常去之处。

　　年会的高潮是腊月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这三场会。那时没有冰箱之类的冷藏设备，鸡鸭鱼肉这类生鲜年货，都留到后两个会置办，反倒更添了年会的热闹。彼时农村的日子虽不宽裕，但辛苦了一年的庄稼人，总会把平日里舍不得花、一点点攒下的钱拿出来，置办些年货——让家人热热闹闹吃顿饺子，让孩子们大年下能高高兴兴穿上新衣裳，体体面面出门走亲戚。因我的父亲过世得早，我家的年货便由二大爷操办。听说大人次日要去赶会，我天不亮便醒了，生怕他们走时落下自己。还没到腊八，小伙伴们口中就念叨着“腊八祭灶，年下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若能跟着赶会，大人得了找回的零钱，一高兴，说不定便会买上一挂“小蚂蚱”炮，或是一个焦香的烧饼。

　　记得那年跟着二大爷赶年尾最后一个会，还未走到会场，“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便接连不断。临着国道的一排鞭炮摊正斗炮助兴，这边炮声刚落，那边的便应声响起。摊主们以此招揽买主——卖炮的生意本就只赶年前这几日，何况这是年末最后一场会。一群半大孩子在摊子间来回窜，忽而为这个摊子叫好：“快看！这家炮最响！”忽而又为那个摊子喝彩：“买这家的，他家的炮响得更脆！”这般起哄，引得摊主们也不惜血本接连点炮，非要比出个高下才肯罢休。拐进南北街，西边的水煎包摊锅盖掀开，鲜香混着热气袅袅升腾，直钻鼻腔；东边丸子汤摊的吆喝声洪亮，又悠悠飘至耳畔。

　　那会儿家家手头虽不宽裕，可再精打细算，该备的年货也得置齐。包饺子的猪肉，烩菜的海带、粉条、豆腐，样样少不得。春联、门画必须买，除夕守岁、初一五更的鞭炮红烛，更是缺不得。给闺女添朵花，给小子买顶新帽，也早早就盘算好了。那时的集市不比现在规整，同类年货不聚一街。卖菜的、卖肉的、卖春联的，谁来得早，寻块空地支起摊子，摊主便扯开嗓子吆喝。想买齐年货，就得在集上来回转悠。我跟着二大爷，在熙攘人堆里慢慢走，耳边总飘着熟人的招呼：“年货办齐没？”“差不多了，三十晚上炮一响，啥都齐活喽！”话音落，便是两声爽朗的笑声。

　　买完鞭炮去割肉，路过卖“琉璃咯嘣”的小摊，一群小孩正围着试吹。一吹一吸间，脆生生的“嘣——嘣——”声悠悠漾开。我却不敢跟二大爷张口，上一年赶会也买过一个，因不会吹，没走出摊子就吹炸了，引得摊边众人哄笑，我羞得无地自容。

　　忽的，街北头一只荆条筐里的绿军帽，勾住了我的目光。戴上缀着红五角星的绿军帽，是那年月男孩最荣光的事。二大爷见我绕着帽筐不肯走，问了价钱，一块钱一顶，直说太贵，拉着我的手便走了。买完其他年货，我们又回到帽筐前，筐里没剩几顶。卖家要九毛，二大爷还价七毛，没谈拢，他又拉着我离开。日头偏了晌，该备的年货都置齐了，动身往家走时，二大爷见我抱着树不肯挪步，便知我的心思。他只好又领着我折回帽筐前，所幸筐里还剩一顶，因带着点小瑕疵，最后以七毛五的价钱，把这顶帽子买了下来。

　　怕新帽子沾了脑油，我跑到生产队的会计室，寻来报纸与曲别针，叠成帽圈卡在帽檐里，小心地搁在床头。一直等到大年初一，我才舍得戴上，挨家挨户拜年走亲戚。几十年过去，那顶绿军帽成了我对赶年会最深刻的念想。

　　如今再赶年会、逛超市，货架上年货琳琅满目。我们感念物资的富足，心底却总觉少了些当年的滋味。原来真正的年味，并非丰厚物资的堆砌，而是赶会时的满心期盼，是讨价还价里的烟火温情，是长辈藏在细节里的疼爱，是孩童眼里对新物的雀跃。那顶带着小瑕疵的绿军帽，早已在岁月里褪了色，可年会的喧闹、食物的甜香、二大爷温暖的手掌，还有那份纯粹的欢喜与期盼，却永远镌在记忆深处，酿成了岁月里最醇厚的乡愁。（周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