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欣是周口扶沟人！但是，许多周口人并不熟悉他，更不知道他曾是我国著名记者、著作家，并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所写的上千篇新闻报道、通讯特写和十几部著作，以浓烈的感情歌颂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记录了中国革命历史前进的脚印。抗战时期，周恩来曾对他的作品给予较高评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追寻这位周口老乡的艰辛历程、研读他的战地雄文，从中感悟人间正道、信仰之光。

　　“逼上梁山”

　　穆欣的革命道路，是从“逼上梁山”开始的。

　　穆欣原名杜蓬莱， 1920年7月出生于扶沟县练寺下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偏僻的扶沟小城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日本侵略激起穆欣的愤怒和思索。之后，他进入吉鸿昌创办的吕潭中学读书。1934年，吉鸿昌将军惨遭国民党杀害。噩耗传到学校，穆欣与同学们无比哀痛。大家都很清楚，吉鸿昌是为抗日而死的。1935年，穆欣初中毕业后失学，到开封流浪，寻找出路。他住在最便宜的小客店里，整天到省立图书馆自学。时值一二·九运动爆发，他目睹开封学生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热情高涨，流下激动的泪水，浑然忘记了自己流浪者的身份。

　　1936年1月， 穆欣考入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来到学校，他欣喜地发现这里有个文艺团体——新垦文艺社，成员二三十人，主要是进步师生。穆欣到校不久就加入了新垦文艺社，并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春天， 穆欣牵头在漯河出版的《警钟日报》副刊上创办了《向实》周刊，7月又在开封出版《海星》杂志。刊物的印刷费用全靠师生们自掏腰包，大家心甘情愿，只为拥有一块宣传抗日救亡的阵地。《海星》刊发的文章，除了呼吁抗日救亡外，还反映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仅出版两期就被反动当局取缔了。

　　新垦文艺社除了出版刊物，还以抗日为主题组织座谈会、辩论会，教唱爱国歌曲，演出抗日短剧。在这些活动中，穆欣表现抢眼。他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在与同学、亲友的通信中批评“不抵抗主义”，对当局政治上的压迫进行抨击；西安事变时听到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学校里放鞭炮庆贺……这一连串举动使他屡遭校方训导，更被国民党邮检机关列入重点关注名单。此时的穆欣，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有了抗日救国的思想。

　　寒假回家，亲友问及学业，穆欣含糊其词。几天后，父母收到学校寄来的通知书，拆开一看竟是退学通知：“查学生杜蓬莱，思想不正，屡劝不改，勒令退学。特此通知。”家人手足无措，穆欣却感到“既非不幸”“亦非意外”。他明白自己在学校做的那些事。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道，正是这个通知， 倒逼自己坚定投身革命的决心，也只得学《水浒》中的好汉“上梁山”了。

　　穆欣心中的“梁山”在哪里？他早就与因失学、失业而被迫在北平过着流浪生活的朋友取得联系，准备到这个向往已久的文化古都去，继续图书馆自学生活。但从家乡赶到开封时方知，在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下，北平已经留不住热血沸腾的青年了。他相识的几位青年朋友，跟随许多在校学生已离开北平，有的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到了当时的抗战前线太原。开封有几位青年朋友正准备前往太原，穆欣临时改变“航向”，决定与他们结伴同行。 同行的9人“命运相似”，在校时都是反动当局特别注意的学生，他们戏称自己是“逼上梁山”的好汉。

　　听周恩来演讲

　　为什么要到太原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由我党主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山西如火如荼地展开。太原成为延安之外又一个进步青年汇聚的地方。穆欣一到太原，就参加了由我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班。在这里，他看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为告别过去的“杜蓬莱”，也为了保护家人不受牵连，他从字典中选取“莫珣”二字为名，并取其谐音“穆欣”作为笔名。此后他常用笔名，知其本名者反而不多。经过几个月的训练，1937年5月，穆欣被派往太谷县军士教练团第一团从事政治工作。

　　1937年7月1日，党组织批准了穆欣的入党申请。那一刻，他内心的喜悦难以形容。9月，穆欣被推举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前往太原开会。这次大会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周恩来的演讲。当时，周恩来受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托，来到山西就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等问题，同阎锡山进行谈判。周恩来演讲的地点在一个学校的礼堂，这里平时最多容纳1500人，这天却来了4000多人，礼堂和院子里被挤得水泄不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周恩来开始演讲，内容涉及抗战能否取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等大家关心的问题。

　　那年，刚满十七岁的穆欣才入党不久，山西党组织尚处于秘密活动时期。能亲耳聆听周恩来的演讲，他激动不已——那是他第一次当面听党的领导人作报告。那天的场景，他铭记一辈子：周恩来整整讲了三个钟头，声音高昂、洪亮而清晰，虽未用扩音器，却字字入耳，不仅响彻礼堂，连院子中也清晰可闻。这次报告影响很大，在场的同志都十分信服周恩来讲述的道理和主张，穆欣更是深受鼓舞。他哪能料到，在以后的岁月里，自己能有幸多次直接得到周恩来的关心与帮助。

　　党组织交给重要任务

　　1938年5月，穆欣来到位于吕梁山区的山西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工作，任教育科长。这是一个特殊的统一战线地区，既有我党领导的新军新派力量，也有阎锡山的势力，两种力量并存，既有斗争也有团结。

　　穆欣刚到任，党组织就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创办一张报纸。

　　战事紧张，为什么还要办报纸？原来，自2月日军从太原南下后，连续数月第六区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真实消息难以获取。尽管各地小报不少，但消息来源几乎全是“道听途说”，真假难辨，令人头痛，比没有报纸还糟糕。同时，日军的反动宣传异常活跃，到处散发报刊和宣传品，进行奴化教育，蛊惑人心。外部世界情况如何？战争形势怎样？为在文化战场上与敌人斗争，我党迫切需要创办一张自己的报纸，传播真实信息，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敌后抗日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需要向全国同胞宣传。

　　为什么选中穆欣办报？这是党组织不断观察与考验的结果。穆欣虽未受过新闻科班训练，却热爱写作。到太原后，他曾给上海、开封等地的报刊写过“豆腐块”文章，尝试报道山西抗日救亡的情况。在共产党领导的决死队当教导员时，他办过反映连队生活的油印小报《突击》。这些经历，与他同睡一炕的张衡宇都了如指掌。张衡宇名义上是专员公署秘书主任，实为我党在专员公署的负责人。自从穆欣来到这里，两人同住一室，无话不谈。张衡宇鼓励穆欣办好报纸，穆欣满口答应，跃跃欲试。

　　然而，万事开头难。当时条件下，要办一张报纸，即使是张小报亦非易事，从内容采编、印刷制作到发行销售，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挑战。首先新闻从哪里来？本地区的消息还较容易得到，可以请各县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同志供给，但国内外新闻怎么办？偌大的专员公署，不仅没有电台抄收新闻，连一台最简陋的收音机也没有。人手亦不足，整个专员公署工作人员本就不多，还处于“招兵买马”、搭架子的阶段，调人办报实难实现。

　　解铃还须系铃人。最终，穆欣从张衡宇身上看到希望。张衡宇过去是教书的，因为革命被关了四年，1937年8月才出狱，对抗日政权的建设经验自然也是缺乏的，但毫无所惧地接受了党交付的重担，担负起领导全区政权工作的责任。张衡宇通过区党委从延安要来不少苏区政权工作的经验总结材料，包括苏区中小学校用的教科书，全都锁在衣柜里。到了夜晚，把房门一关，他便打开柜子，珍重地翻阅这些文件。他态度严肃，阅读认真，给穆欣留下深刻印象。

　　单枪匹马办报纸

　　经过认真思考，穆欣决定单枪匹马把报纸先办起来，以后再设法调人、建机构、“铺摊子”。1938年6月7日，《战斗周报》在汾西县暖泉头村创刊。编辑工作由穆欣独自承担，另请一位同志每天用借来的一台旧收音机抄收国民党广播电台播放的“纪录新闻”，誊清后送来编发。后来收音机坏了，需跑十几里路到外单位抄收。本区的新闻和短评小文章，都由穆欣撰写。一张报纸，从头到尾，每个字皆出自穆欣之手。印刷由专员公署文书股代印，发行则由专员公署交通员不定期送往各县。

　　穆欣主办的《战斗周报》，开始时每期才印200多份，而且印得还不很清楚。即便这样，看到它的人仍爱不释手，可见当时人们对报纸的渴望。不少读者要求多报道战地消息，缩短刊期。9月1日，《战斗周报》改为《战斗三日报》。开始每期仍印二三百份，仅一个月后，发行量便增加到1300份。到1939年6月，报纸出版一周年的时候，已经采用石印印刷，报社工作人员已有14人，还未包含印刷、交通人员，印数也大幅增加。

　　回首一年经历，轻抚新印的报纸，穆欣感慨万千，终于办成了一张像样的报纸。《战斗三日报》引起大后方文化界人士关注。李公朴先生在《走上胜利的山西》一书中，称赞其“非常精美而内容也很丰富，发行也相当广”。

　　办好“战斗”系列刊物

　　战火中诞生的这份报纸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也带给穆欣更多自信。以笔为枪，他继续高唱“战斗之歌”。在办好《战斗三日报》的同时，他创办了《战斗》半月刊，刊载较长的稿件。为同大后方的报刊和通讯社联系，他成立战斗通讯社，组织撰写反映吕梁山区抗日斗争的报道文章，不定期印发油印的《战斗通讯》。他还以战斗通讯社名义出版了“战斗小丛书”“战斗小文库”和“战斗工作丛刊”。1939年夏，他又推出《战斗壁报》，每周一期，专在敌占区散发。随着与陕甘宁边区及大后方邮政联系的建立，战斗通讯社于1939年年初设立“书报服务部”，专为各地读者代购、代订延安和大后方出版的书报刊物。几个月间，经售、代购各种书刊5000多册。

　　我党高度重视报纸的力量，《战斗三日报》出刊一周年之际，报社铅印事宜也有了眉目。不料这年12月，阎锡山发动反共、反人民、反对新军的“晋西事变”，我军转移到晋西北地区，专员公署同时撤退，《战斗三日报》也被迫停刊。

　　《战斗三日报》中途停刊，让穆欣懊恼不已，他不得不暂时与心爱的报纸分手。不过，这段经历成了他新闻人生的起点。

　　与“青记”建立联系

　　抗战初期的吕梁山区消息闭塞，这反而为《战斗三日报》提供了有利的成长环境——人们渴望外界新闻，对穆欣主办的报纸偏爱有加。穆欣头脑清醒，他想了解吕梁山外的世界，想看看外面的报纸，把自己的报纸办得更有力量。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1938年3月，范长江等新闻界人士在汉口成立“青记”。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青记”成为团结抗战进步记者的中心，在各地设立分会，并出版《新闻记者》月刊。

　　1938年10月，穆欣给“青记”总会写了一封长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创办《战斗三日报》的经历。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喜爱新闻工作的人，曾看过一点新闻业务的书。”“在敌人封锁、同外界隔绝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何等迫切地需要办个好的报纸，是何等需要年轻勇敢的记者在这里来工作。”“希望你们能对我们报纸提出批评，严格指出我们编排上的缺点，提出改进的意见，这也是我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

　　穆欣这封信引起“青记”总会的重视，“青记”很快回信给予充分鼓励，并将穆欣的来信刊发于《新闻记者》。后来穆欣回忆说，“青记”的回复，“对于我们这个小小的报纸和我这样一个刚刚进门的新闻学徒，都是莫大的鼓舞”。

　　西安拜访斯诺

　　1939年秋，为治病，穆欣从吕梁山区抗日根据地来到西安。在那里，他有幸拜访了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斯诺是中外知名的大记者，他的《西行漫记》享誉世界。穆欣通过这本书，了解到红军和党中央许多领导人的革命事迹，对作者十分敬仰。1939年10月的一天，得知斯诺刚从延安访问归来并正好住在西安，穆欣一行四人贸然前去拜访。

　　斯诺得知穆欣一行来自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非常热情。寒暄时他用流利的中国话直接交谈，讨论问题时则请人翻译。斯诺详细询问了我军作战情况、吕梁山区根据地的情况，并谈到当时反“扫荡”的进展情况。他提出的问题很多，问得很细。

　　拜访前，几人本想向斯诺请教新闻采访问题。不料交谈起来，斯诺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四人只顾思索、回答他提出来的问题，竟忘了提出自己的问题。事后回想，仅此一点便已从斯诺身上学到了采访经验。待斯诺问完，穆欣等人才有机会提出几个主要问题。

　　斯诺的中国话讲得很流利，谈话时也常用中国话。有次他将“晋东南”按照外国习惯说成“晋南东”，虽立即发现并纠正过来，却如孩子般羞怯地笑了，满脸通红。

　　那年穆欣19岁，初当记者，特地携带一个黑皮练习簿作为纪念册。与斯诺谈话告一段落、即将告辞时，穆欣请其在纪念册上签名题字。斯诺点了点头，接过纪念册，不假思索地用英文写下一句题词，并以“施乐”两个汉字签名。翻译当即译出题词：“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这次拜访时间不算很长，却给初出茅庐的“新闻学徒”穆欣带来了极大的欣喜，也坚定了他将新闻作为毕生事业的决心。

　　“我的大学”8年时光

　　1940年5月，穆欣从延安来到晋绥根据地，参加《抗战日报》（后改称《晋绥日报》）的筹备工作。9月18日，《抗战日报》在山西兴县正式创刊，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报头。该报是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也是晋绥根据地600万人民自己的报纸。穆欣任采访部主任，同时兼任晋绥边区综合性刊物《人民时代》主编。在这里，他工作了8年。后来，他一直把在《抗战日报》的8年，称作“我的大学”时光。

　　在“我的大学”中，穆欣学习的“课程”是多方面的，既有残酷战争的严峻考验，也有艰苦生活的切实磨砺，还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中的风雨波澜。

　　《抗战日报》筹备和创刊时，办报环境困难到极点。当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对晋西北根据地反复“扫荡”，推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频繁的战争、物资和技术的缺乏，使筹备和出版报纸面临巨大困难，工作人员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工作。面对残酷的战争，报社工作人员不得不“游击办报”。创刊不久，报社就数度转移，后来在黄河西岸神府县前杨家沟村的后方基地驻扎一段时间。

　　晋西北黄河两岸的农村，一出门就是山。冬季，黄土高原的西北风扑面而来，河面结冰。执行转移任务的工作人员行走于冰上，常常因脚下打滑而摔倒。有时冰层突然裂开，人掉进水中，双脚冻得麻木，不少人手脚生了冻疮。到了河对岸，没有煤炭木炭取暖，只得七八个人挤在冷炕上和衣而睡。没有桌凳，墨水冻结，只得趴在老乡的炕头写稿编报。稿纸是用麦秆和马兰草制造的土纸印制，红蓝墨水则是用自购的染布颜料（当时称为“洋红”“洋绿”）配制。有人偶然得到一支部队缴获的破钢笔或一个不起眼的小笔记本，都会高兴半天。贫困、饥饿加劳累，使许多身弱的同志染病。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缺医少药的局面长期未能改变，重病不治身亡的情况经常发生。《抗战日报》创办人之一、第一任总编辑赵石宾，就因积劳成疾，得不到有效医疗不幸离世，年仅28岁。穆欣含泪写下《忠诚的新闻战士》一文，抒发向烈士学习、献身党的新闻事业的心愿。

　　作为党的新闻战士，大家在残酷战争和艰苦生活中挺了过来，变得更加坚强。身为采访部主任，穆欣带领记者深入前线和基层，随军采访，往往黄昏时分开始行军，途中无法吃饭休息，黎明到达宿营地后，又必须即刻采访写稿。在游击区采访，与敌人遭遇时，他们或参加战斗，或巧妙躲过敌人，然后继续进行采访。采访完毕返回驻地，他们顾不上休息，有的装好手摇马达和收报机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新闻，有的修改稿件，有的撰写评论文章，一片繁忙。记者一手持枪，一手拿笔，本身就是人民军队的一员，和战士们并肩冲锋陷阵、倾洒血汗，不少记者献出了生命。

　　在这艰苦而危险的日子里，穆欣写出《“华北人民的歌手”——哀悼何云》《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破击战在晋北》等一大批战地报道，记录了抗日根据地人民为抗战胜利而奋斗牺牲的故事。（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